第81集  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资料图)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印度作为英国领土最大、资源最丰富的殖民地，不仅是英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还是它最大的海外投资场所。

英国人来印度修铁路、开工厂、办银行、建立种植园，盘踞各经济要冲，对印度财富的榨取变本加厉。

虽然印度本土的商人与英国人同时也兴办了自己的大工业，主要是棉纺织业。然而，他们的努力不但得不到政府支持，还受到种种压制和排斥。印度工商业者强烈要求给民族工商业以同等的发展机会。

为了给庞大的殖民统治机构和众多的商业公司培养公务人员和商业职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印度开始出现各类文理科的学院。1857年，建立了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三所大学。

印度第一批近代知识分子就此产生，其中固然有殖民统治者所期望的洋奴，但越来越多的人不满英国人的压迫和歧视，发出了要求改革的呼声。

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便应运而生。十九世纪中后期，印度各地先后建立了社会政治组织，提出了经济政治改革要求。

1885年12月，全印民族主义组织印度国大党成立，标志着印度民族运动进入了全国性斗争的阶段。

直到二十世纪初，国大党并无争取独立的大目标。第一个提出独立目标并为此而领导开展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是十九世纪末国大党内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极端派。

1905年至1908年，在极端派的推动下，印度出现了争取独立的斗争高潮。然而，国大党温和派还不想迈出这一步，只是在1905年通过了要求印度自治的决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国大党两派都宣布支持英国作战，130万印度士兵与英军并肩作战。在国大党的压力下，英国殖民当局宣布，战后印度将成为帝国内部的一个自治领。

然而，战后英国并未兑现承诺，反而制定了新的治安法《罗拉特法》，以加强对民族运动的镇压。

面对英国统治者的顽固态度，国大党人义愤填膺，但却束手无策。老一套的集会抗议的做法显然无济于事；开展更激烈的运动，温和派又坚决反对。

正当领导人一筹莫展之际，甘地带着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出现在政治舞台，立即吸引了资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目光。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年出生在卡提阿瓦一个印度教的官宦家庭，在英国留学回国后当律师。

1893年，他应南非一印度富商之聘，赴南非为其处理债务纠纷。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在那里一住就是20多年，而且完全改变了生活道路。

他放弃了律师职业和稳定的收入，全力领导印度侨民进行反歧视斗争。在斗争中，开始形成了甘地的非暴力思想。

他认为人性的真谛是爱，对一切人都要爱，对压迫者也要用爱来感化他们。而暴力是野兽的本性，使用暴力，只能激起更强烈的仇恨，导致人性沦丧。

他的高尚品格和牺牲精神传到印度，赢得普遍崇敬。诗人泰戈尔赋予他圣雄的称号，意思是伟大的灵魂。

1915年初，甘地回到印度，试图把在南非取得的经验和斗争方式运用于印度。

和一般政治家不同，甘地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他主张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并宣称自己的使命就是把这一原则变为现实。

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林承节：

就是把政治和宗教糅为一体，政治要以宗教追求的目标为指导，宗教追求的目标要结合政治来实现。什么是宗教追求的目标？甘地和一般人不一样，他要求人民不是盲目地去崇拜神灵，或者恪守教义、教规，以争取最终的解脱，而是要求人们，在现存的这个世界上，去努力追求真理。什么是真理呢？甘地说就是正义、和谐、完善。可见甘地的宗教信仰强调的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是提升人和社会的道德水准，这是他的目标。但是，他认为在现存的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的政治压迫、歧视、不平等、邪恶势力，因此要实现他宗教的追求的目标，就不能够绕开政治，必须结合政治、通过政治去实现。另外一方面，他又认为，政治必须以宗教追求的目标作为指导才有意义，否则的话，那么政治就变成了纯粹的权力追逐、利益追逐，毫无价值。

对现代文明，甘地的看法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导致社会产生强烈的两极分化，由此滋生了种种弊端。

印度的未来不应该是现代文明社会，而应该是一个以男耕女织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没有剥削没有暴力的小生产社会。现有的大工业可以保存，但必须为小生产服务。现有的城市可以继续发展，但必须为农村服务。

这样的思想体系，国大党政治家没有人赞同，认为是空想、是复古倒退。所以，尽管对甘地的精神和品格人人敬佩，但在政治上则对他不屑一顾。

然而，正是这个政治上不为人看重的甘地，却在国大党出现策略危机和领导真空的情况下，陡然显示了他的独特魅力。这是怎么发生的？

本来甘地对殖民统治者是抱合作态度的。他认为，英国的专制统治是违背正义的，但英国人讲求自由与正义，能够用非暴力斗争使其改正错误。对当局制定的《罗拉特法》，他就是这个态度。

他号召各界群众用总罢业和绝食一天的方式表示抗议，得到热烈响应。所谓总罢业，就是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各行各业一起行动。旁遮普是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

1919年4月13日，阿姆利则市的近万名群众在贾利安瓦拉-巴格集会。这是一个近似封闭的广场，出口少而狭窄。英国将军戴尔以集会违反当局宣布的紧急状态法为由，率军队包围会场，不经警告就下令向密集的人群开枪。

疯狂的血腥屠杀持续了10多分钟，仅据官方数字，就有379人被打死、1200人受伤。这就是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惨案。

事件传出后，各地人民强烈抗议。然而，1919年5月发表的亨特尔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不仅为戴尔的罪行百般辩解，还说印度人自己要对这次屠杀负责，这使甘地极为痛苦。

甘地对英国不满的另一件事是英国在处理战败国奥斯曼帝国的问题上背弃诺言，严重伤害了印度穆斯林的宗教感情。

甘地得出结论说，英国当局如此不道德、不正义，再不配享有印度人民的合作。因此他提出了反抗英国统治的两个近期目标：一是促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联合而结成统一阵线；二是说服国大党接受非暴力不合作的政策。

1920年9月和12月，国大党经过加尔各答特别会议和那格浦尔年会讨论，决定采纳非暴力不合作斗争策略，并授权甘地全权领导实施。从这时起，甘地成了国大党毋庸置疑的领袖。

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林承节：

国大党它并不是根据甘地的思想体系接受这个策略的，而是根据自己的解释来接受的。非暴力在甘地那里是一种宗教信条，是一种不可动摇的原则，而在国大党人这边只是一个策略，只是一个在政治斗争当中权衡利弊做出来的选择。国大党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因为国大党认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不经过暴力斗争也有可能取得胜利。不经过暴力斗争，有利于和英国保持较好的关系，有利于印度的发展。所以国大党也一直主张非暴力，这点和甘地一样，尽管他们的指导思想是完全不同的。至于说到不合作策略，国大党认为这很好。因为这个策略能够最充分地发动群众，这个策略是直接行动的策略，这个策略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延伸性和很强的打击力量，而这个非暴力有利于控制群众。所以这是国大党求之不得的策略，国大党能够很快就接受。

1920年开展了第一次不合作运动，各阶层踊跃参加。除普遍抵制英货外，有的放弃称号，有的放弃官职，有的抵制法庭，有的抵制公立学校。抵制英国布、烟、酒的成绩最为显著，集中焚烧英国货的壮观场面到处可见。

11月17日，英国王储威尔士亲王访印，各界群众响应国大党号召，举行总罢业欢迎他。亲王到处遇到的是空荡荡的街道，当局恼羞成怒，大举镇压，3万多人被捕。

国大党内越来越多的人要求甘地领导抗税，以增加不合作的打击力度。甘地担心抗税会激起暴力斗争，非常犹豫，后决定，以孟买省苏拉特县的巴多利税区为试点。

在准备工作尚在进行时，1922年2月5日，联合省一个叫曹里曹拉的农村发生了游行群众火烧警察署的暴力事件。

甘地立即决定停止开展抗税斗争。他说神意已经很清楚，再不停止就会违反我们的非暴力誓言和对神犯罪。

他进而决定停止不合作运动，要国大党转而从事建设性工作，包括推广手工纺织、提倡宗教团结、消除对贱民的压迫、建设新乡村等，殖民当局这才松了一口气。

1922年3月，当局逮捕甘地，判6年监禁。国大党在狱中的大多数领导人对甘地的做法都提出谴责，认为因个别地方出现暴力斗争停止整个运动是错误的。

1930年，甘地领导开展了第二次不合作运动。此时国大党内已经出现了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苏·鲍斯为代表的左翼，他们是开展新的斗争的积极推动者。

这次运动的特点是从不服从政府法令开始，故而称为不服从运动。甘地选择从破坏食盐法入手，因为政府对食盐经营的垄断和征收重税，其影响面是全国性的，最易于发动群众。

1930年3月12日，甘地率领选定的78名成员开始了著名的食盐进军。从阿迈达巴德的萨巴玛蒂真理学院出发，行程20多天，4月5日到达丹地，至海边捡起盐块以示破坏盐法。

甘地同时号召普遍开展抵制英货、法庭和公立学校，这意味着要把不服从和不合作结合起来，使运动在多层面同时展开。这次当局从一开始就实行严厉镇压，群众斗志昂扬，以坐牢为荣。

4月中旬后，在吉大港、白沙瓦和绍拉普尔出现了武装起义。甘地不赞成，但按照事先与左翼的约定，也没有因此停止运动。

为了坚持非暴力方向，而又增大运动的打击力度，甘地决定采取一项新的升级行动：他要率领一批经过特别挑选的志愿队员，用非暴力方式进占政府的达拉沙拉盐场，把食盐分发给居民。

不过在行动前，当局就将甘地逮捕了。按照甘地事先的布置，国大党领导人继续执行他的计划，两千志愿队员于5月21日到达现场。

进占盐场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志愿队员任凭卫兵用大头棍抽打，血流如注而不还手，只要一息尚存，就爬起来继续前进。一组倒下，第二组继续，伤者遍地、血流成河。进攻持续到中午，2人被打死，320人受伤。

这种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令在场的美国记者惊骇不已。这位记者描绘事件经过的现场报道在美国1350家报纸上披露，世界各大报转载，使世界舆论无不为之骇然。

不服从运动在各省以各种形式进一步开展起来，有少数地区，如巴多利和联合省一些县，国大党还领导了有组织的局部抗税斗争。

殖民统治者的镇压变本加厉，国大党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到7月底，有67家报馆、55家印刷所被封闭。

除镇压外，当局也用政治手腕瓦解运动，宣布将在伦敦召开有印度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制定印度下一步的宪政改革方案。

甘地和国大党领导人鉴于一鼓作气取胜没有希望，只好妥协。甘地决定参加圆桌会议，1931年3月5日，在德里与总督欧文签订了停止不服从运动的德里协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甘地在1940至1941年领导开展了第三次不合作运动。不过运动的目标限于反战，参加者范围有限，对殖民当局没有形成威胁。

英国当局希望国大党全力支持英国作战，国大党则坚持说，支持的条件是允许战后印度独立。

由于英国顽固拒绝，1942年，经甘地本人提议，国大党授权他领导开展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以迫使英国退出印度。

8月8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通过了决议，但殖民当局先发制人，未等散会就将国大党领导人和各省领导人几乎全部逮捕，想一举扼杀运动。

出乎意料的是，满腔愤怒的群众，或自发的、或在国大党基层组织领导下，纷纷起而行动，在全国不少的地方袭击警署、破坏交通设施，把非暴力不合作变成了暴力不合作。

斗争虽遭到了血腥镇压，但却使当局认识到，印度人民的民族意识已经充分觉醒，他们未来的行动超出非暴力范围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场暴力不合作斗争对英国战后决定交出政权起到了关键作用。1947年8月14、15日，英国人分别向巴基斯坦和印度交出政权，印度终于获得了独立。

圣雄甘地带着宗教追求的虔诚，倡导和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印度实际上实行的只是作为国大党策略的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不合作策略为印度找到了通向最终胜利的道路。

1948年1月30日下午，圣雄甘地遭到一个印度教极端分子的刺杀。

甘地在生前通过多次绝食来制止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他一生都在向自己的同胞谆谆教诲着和平协作的思想。

印度学者 阿南德博士：

甘地的精神遗产已经融入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中去。对印度人民来说，甘地不仅是国父，而且，在这个国家里发生的任何暴行、任何观念冲突，最终，都在他的教义中或他的精神影响下。我认为，他留下的遗产可以作为我们最终的仲裁者。

的确，甘地的理想、行为和品格已成了印度人民最珍贵的精神遗产。它是强大的力量源泉，将永远激励印度人民用真诚和奉献精神努力建设一个进步、和谐和美满的社会。